1月20日,正经历深冬的阜新,天气有些许阴郁。坐落于孙家湾南山的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在寒冷的冬日里显得格外肃穆。有着特殊设计理念的纪念馆里里外外都彰显着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从1968年建馆,又在六年前全面保护修葺的新纪念馆,曾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数参观者。
每一次走进这里,都会感受一种时空轮转,一件件遗物,一张张图片,一段段文字,都记载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当历史的画面翻转回到79年前阜新那一季夏秋时节,那些“特殊工人”的形象便开始迎面走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对中国实行疯狂的“人肉开采”政策,将抗日部队的战俘和在“清乡”“扫荡”过程中抓捕的青壮年,作为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强制押送到“满炭阜新矿业所”,被统称为“特殊工人”。当时押送到阜新煤矿的“特殊工人”就有9300多人。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特殊工人”的中共秘密特别支部就是在敌人的集中营里首先建立起来、并在矿山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侵略者残酷压迫下,“特殊工人”在秘密组建的中共特别支部领导下,争人权、反虐待、制造事故、破坏生产,誓死捍卫家园和日本侵略者斗争的决心日益高涨。1942年9月,“新邱特支”组织并领导了震惊伪满当局的“新邱下菜园子特殊工人”大暴动。
当年8月25日,以刘贵为大队长、崔溯源为副大队长的300名“特殊工人”来到新邱采炭所当劳工后,刘贵就提出了“突网(住地电网)暴动”。与当时的秘密党组织负责人李振军、朱韬反复研究组织暴动。他们秘密召开支委会,周密分析研究了有利形势和不利条件,编好班、排、连,组织做好暴动前的动员工作,号召大家团结一心,誓死不做亡国奴,抗战到底,回到根据地继续战斗。
按照新邱特别支部意见,成立了两支突击队和一支护送病弱的战友小组。暴动时间确定在9月2日夜里12时,以哨音为令,并计划在暴动成功后,拉起队伍,取道热河奔回根据地。
9月2日夜10时许,由齐文义护送病弱人员离开宿舍大房子,向医院附近的小水沟处移动。齐文义悄悄摸进厨房,拿出两把菜刀,分给韩玉波一把,自己拿着菜刀在前边带路,戴绪书、韩玉波在后边警戒。他们爬行约50米,便到了小水沟旁。这时,戴绪书为了战友的安全,挺身而出,抢过菜刀,滚入沟底,扑到电网跟前,举刀就砍。刹那间,一道耀眼的蓝光闪过,戴绪书触电牺牲。电网闪出的蓝光,惊动了值勤的日伪矿警。
与此同时,其他队员马上开始行动。突击队砸开仓库,取出铁锹、镐头等武器。齐文义从窗户跳进劳务室砸毁了电话机。王志光带领20名突击队员向北门突击。阎锐带领20名突击队员向东门运动。正在门外警戒的日伪矿警立刻以密集火力封锁住大门,日本宪兵队、警备队、日军驻阜部队、矿警队也倾巢出动,从四面八方赶来新邱镇压。暴动队员们用砖头、瓦块抵挡着追杀过来的敌人,最后又潮水般地涌向大院西北角。
戴绪书牺牲后,有的暴动队员从宿舍拿出被褥铺在电网上,又找来门板,搭在电网上往外跳。王志光和逃出去的几十个人聚集在高粱地里,还未来得及商量对策,日伪军就向高粱地开枪射击,他们只好不顾一切向野地跑去。
参加这次暴动的“特殊工人”共计292人,有67人逃出,5人当场牺牲,45人身负重伤。暴动总指挥刘贵、副总指挥崔溯源和“特殊工人”正副班长被押回日本宪兵队,后被转到锦州监狱杀害。中共“新邱特支”负责人李振军、朱韬和210名“特殊工人”被关进“海州工人辅导所”。
1942年10月,李振军、朱韬等参加新邱暴动的56名难友被高德“塞北支部”解救到高德采炭所,原“新邱特支”和高德采炭所的“塞北支部”合并,成立了“十月特支”,总结了新邱下菜园子大暴动的经验。在敌人严密监管的情况下,他们的战斗一直没有停止,把组织工人公开斗争转为秘密串联,以各种方式努力抗争,组织工人分散逃跑,争取自由,寻找抗日队伍,继续战斗。
“下菜园子暴动”标志着阜新煤矿工人开始由自发的个别反抗,发展到有组织有领导的反抗斗争。这种勇于抗争、不屈不挠的“烽火特支”革命精神在阜新矿区工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