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易读】有名合同中的“新同学”——保理合同规则探讨

网易辽宁联合辽宁省司法厅共同推出“法治易读”专栏，结合案件普及法律常识。

民法典颁布前，保理合同属于无名合同，保理的相关规定散见在个别法院发布的《会议纪要》《裁判指引》以及银监会、商务部发布的规章之中。鉴于有关保理问题的法律、司法解释明显欠缺，审判实践中存在许多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难题。因此，民法典合同编第十六章专章规定“保理合同”，设置九个条文。至此，保理合同从无名合同进入到有名合同的行列，标志着社会对保理社会功能、融资功能的认可。

本期栏目邀请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曲柏杰律师结合民法典出台前后关于保理合同的几个争议较大的问题，通过已有的法院判例为规则的进一步明确和准确适用提供思路和建议，仅供参考。

一、保理商可以受让将有的应收账款，但该应收账款应当具有较高的确定性和可期待性。

1.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条规定，应收账款债权人可以将现有的或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这与此前银监会的暂行办法第十三条有关商业银行不得基于未来应收账款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等开展保理融资业务的规定，有显著不同。

2.最高院曾在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合同纠纷一案【（2018）最高法民终31号】中对商业银行能否受让将有的应收账款予以释明。主要理由：虽然《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等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了保理融资业务应当以真实、合法、有效的应收账款债权为前提，但该规定的目的在于规范商业银行按规定开展保理融资业务。在保理融资合同先于应收账款债权设立的情况下，如果后设立的应收账款债务人对该保理融资合同约定的债权予以确认或者追认，属于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义务的处分，并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也不违背公序良俗，人民法院不应以此否定保理融资合同的效力，债务人也不应以此抗辩免除相应的民事责任。

3.针对上述案例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即便民法典规定保理商可以受让将有的应收账款，但根据最高院的裁判口径，该应收账款应当具有较高的确定性和可期待性，否则该应收账款不可转让，保理公司和融资方的交易将以借款合同关系予以认定。

二、保理合同可理解为“不让与，非保理”，债权转让是保理合同的成立要素之一。

1.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二条第一款关于保理合同内容的规定，仅是倡导性或任意性规范，主要由合同当事人自愿协商确定，但可转让的应收账款作为保理业务发生的前提，对保理合同法律关系有效性的确定具有决定作用，必须有明确具体的约定。

2.当事人对债权转让以外的相关权利义务有约定时从其约定，若无约定可准用委托、借款、担保等最相类似合同法律适用原则。对于“名为保理、实为借款”的合同，若当事人从未就基础交易合同、债权是否有效转让、应收账款数额、是否用于偿还融资款等内容进行过任何形式的确认，或通过无关第三人转账支付保理融资款，也未将应收账款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而仅要求融资申请人履行还款义务，应认定为借款合同，约定的保理费用等作为借款利息。对于将有的应收账款，在订立保理合同时，即使所转让的债权尚未到期，但只要存在基础合同所对应的应收账款债权，保理合同法律关系依然成立。

三、除非保理人明知，债务人不得以应收账款虚构为由对抗保理人，但该“明知”不包括“应当明知”。同时，基础交易关系的真实性对保理人主张权利的路径存在重大影响。

1.本条的限制条件是“但是保理人明知虚构的除外”，尽管如此，此处的“明知”亦不同于以往的“明知”。以往的“明知”既包括“明知”，也包括“应当明知”。但该条款中的“明知”却不包括“应当明知”。因为即使保理人在订立保理合同时就知道受让的应收账款为虚构但依然为其提供融资服务的，也应当将此时的“保理合同”认定为融资借款合同，而不是就此免除应收账款债权人或债务人对保理人的还款义务。

2.根据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保理合同转让的应收账款应当是基于真实存在的交易而产生的应收账款，但即使基础交易事实不存在，也不能以此对抗善意的保理人。通过分析总结司法判例可初步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第一，如果债权转让方与债务人之间无真实的基础合同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保理商与债权转让方订立合同，受让应收账款债权的，构成保理合同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确定。保理商可向债权转让方依据保理合同主张权利。第二，如果债权转让方与债务人虚构基础合同关系，并以无真实交易关系的应收账款作为转让标的，向保理商骗取融资的，该保理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保理商可向债权转让方行使撤销权及要求赔偿损失。受欺诈的保理商主张保理合同有效，并请求虚构基础合同的债务人及债权转让方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清偿责任的法院会予以支持。第三，如果债权转让方虚构基础合同关系，保理商与债务人均不知情的，保理商可向债权转让方主张合同或侵权责任。现实中债务人与债权转让方如有长期合作关系，基于疏忽大意在不实的基础关系证明书上加盖公章确认，债权转让方以此与保理商签订保理合同，债务人虽无欺诈故意，但其重大过失为债权转让方的欺诈行为起到了配合作用，是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审判实践中尚不明确。

4.在最高院再审的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西省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2017）最高法民再164号】中，原一、二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情况以上述第一种情况相近，据此判决买方胜诉。而最高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与上述第二种情况相类似，从而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认定债权转让方与买方虚构基础合同关系，构成欺诈，改判买方承担还款责任。

四、保理合同中的通知权利的权利人以及通知的方式不同于以往。

1.根据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保理人有权向应收账款债务人发出通知，通知的效力是通知到达债务人即对债务人生效。值得注意的是，保理以是否通知债务人为区分，分为明保理和暗保理，本条仅适用于明保理。

2.此处的特殊之处在于，有权行使通知权的人并非以往应收账款转让时的通知权利人即债权的出让人，而是转移给应收账款的受让人即保理人。但与此同时，附加了保理人在行使通知权时负有告知义务，即应当提供其身份证明及必要凭证。

3.在司法实践中，通知的方式应当排除公告方式，但在银行征信系统中登记，算不算完成通知？对此，上海二中院曾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青浦支行与上海康虹纺织品有限公司、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一案【（2012）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147号】中予以明确。主要理由：“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转让应当适用债权转让相关法律进行规制，虽然银行就保理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登记于央行登记系统，但登记并不能免除债权转让通知的法定义务。在债务人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的情况下，保理合同项下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因此，在银行征信系统中登记，不能认为已经完成了通知义务。

五、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尚未对保理合同追责时的管辖权问题有明确规定。

当前，司法实务中对无追索权保理合同的管辖法院，一般依据基础合同来确定。对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因同时存在保理合同纠纷和基础合同纠纷，在这两类纠纷能否合并审理这一问题上，最高院目前倾向于认为可以合并审理。但在可以合并审理的情况下，如果保理合同与基础合同约定的管辖法院不一致时，应以哪个合同约定为准确定案件的管辖这一问题仍未解决，各地法院对此认识存在较大差异。

1.观点一：应以基础合同约定的管辖为准。最高院在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355号】中持此观点。主要理由：“根据保理合同的性质，《融资租赁合同》是《保理服务合同》的基础合同，两个合同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保理法律关系。因此，应根据《保理服务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并结合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确定管辖法院。本案纠纷主要因中安信公司未按《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支付租金而发生，因此本案审理的重点是《融资租赁合同》的履行，故应当以基础合同确定管辖地。同时，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保理商亦应受基础合同管辖条款的约束。况且，如直接适用保理合同管辖约定，亦与债权转让不得增加债务人负担的法理相悖。”

2.观点二：保理合同纠纷案件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合同纠纷的一般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最高院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钢城支行与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宏鑫实业有限公司等管辖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38号】中持此观点。主要理由：“保理合同和基础合同协议管辖条款或仲裁条款均对建行钢城支行有效。但由于属于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的必要共同诉讼，协议管辖条款和仲裁条款内容相互矛盾冲突，分别指向不同的主管机关或管辖法院，保理合同与基础合同之间也不存在主从关系，无法根据协议管辖条款或仲裁条款确定案件的主管与管辖。因此，本案不予适用协议管辖条款和仲裁条款。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合同纠纷的一般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

3.观点三：保理合同纠纷案件应以保理合同约定的管辖为准。北京高院在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汇信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山东恒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柴涛、狄艳芳合同纠纷一案【（2018）京民辖终29号】中持此观点。主要理由：“保理合同是指保理商与应收账款债权人之间签订的，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合同。因保理商对保理合同债务人享有追索权，故其可选择一并起诉保理合同债务人及基础合同债务人。保理合同中协议管辖条款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应据此确定管辖法院。”

4.笔者认为，针对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适用合同纠纷的一般管辖处理原则，即被告住所地均有管辖权，更为合理。理由如下：首先，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的保理商实现债权的方式并非“买断式”，而是“多退少补”式，这就决定了保理合同和基础合同在该类纠纷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其次，从维护债权人利益的角度考虑，债权人利益实现方式既可以通过保理合同实现，也可以通过基础合同实现。第三，当前为了节约司法资源、一并解决矛盾、统一司法尺度，最高院确认了合并审理的原则，但合并审理的原则不能修改管辖的原则，债权人有权依据基础合同或保理合同选择管辖法院。如果人为的限制保理商的选择权，则抹杀了有追索权保理和无追索权保理的区别。

综上，保理合同作为民法典唯一新增的有名典型合同单章立法，创下了将混合合同规定为典型合同的先例，力度可见一斑。然而，规则源于立法者的经验和理性设计，滞后性必然与之相伴。因此，相信在未来司法实践下，保理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配套规定必定会日趋成熟，业务法律风险防控也将日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