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中华文艺复兴论坛暨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在云南大学举行

4月15日，“第十三届中华文艺复兴论坛暨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中国新文学与边地文学”及“《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优秀论文奖颁奖典礼”在云南大学科学馆举行。本次文学高峰论坛由云南大学中国当代文艺研究所、《当代作家评论》编辑部和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辽宁大学等国内院校的20余位知名学者、文学批评家受邀参会，与云南大学师生一起，研讨中国新文学与边地文学的相关学术问题，共襄中华文艺复兴盛举。

论坛由云南大学中国当代文艺研究所所长李森教授主持，首先举行《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优秀论文奖颁奖典礼。《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教授介绍了参会嘉宾及《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优秀论文奖评奖情况，并宣读了获奖名单。云南大学社科处处长杨绍军教授作论坛开幕致辞，介绍了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近年来取得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成就，对参与本次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对获奖学者表示祝贺和敬意。北京师范大学张柠教授宣读了颁奖辞。接着，贺绍俊、张光芒、杨绍军等学者分别为获奖者洪治纲、刘大先、李云雷等获奖者颁奖。

在接下来的论坛主题研讨阶段，学者们主要围绕着三个层面展开讨论。第一个层面，是“边地文学”的概念和方法论基础。刘大先从晚清以来中国政治地理、边防格局和文化演替的角度，对“边地”及“边地文学”概念的起源及定位方式进行了梳理，指出“边地”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论，对“复杂中国”的历史文化脉络中的新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视角。李森教授通过对“边地文学”这一概念的话语生产机制的解析，指出它是一种外在和抽象的命名，是基于文学体制建构的说法，重要的不是批评话语，而是杰出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何平教授则将“边地文学”视为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相配套的概念，它的存在对“中心文学”具有“解毒”作用；何平认为在运用这一概念的同时，也需要避免陷入“地方性幻觉”。季进教授从反驳西方学者“边地是帝国殖民的产物”这一历史叙述入手，指出我们需要打破各类关于“边地”的意识形态叙事框架，真正将“边地”作为问题和方法来进行阐释，“边地文学不仅是历史和经验的积累物，而且是一种感觉结构”。傅元峰教授则认为，当下对“边地文学”的指认可能存在着“类型化”的误区，将某些表面的文化景观和地理景观当成其实质；而真正的“边地”应该是作为一种语言象征和美学象征，存在于文学心灵的结构深处，例如冯至在云南写出的《山水》就包含着深层而非表面的边地经验。

学者们热烈讨论的第二个层面，是边地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具有的特殊启示意义。贺绍俊教授指出，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冯牧、白桦、公刘等人的云南书写对中国现代边地文学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而于坚、雷平阳、海男、李森等诗人的创作则体现了当代边地文学的活力。张柠教授以原生态唱法为类比，提出了“文学中的边疆神话”及“文学中心的漂移”等观点，他相信“边地化的文艺才是国际化的文艺”，而来自边疆的文学可能才满足了文学自身最真实、最内在、最质朴的要求。洪治纲教授着重强调了中国边地文学对于浪漫主义书写的发展，其中包含的异质性的自然、文化和抒情经验，可以作为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视角而存在，也有助于矫正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同质化倾向。王凌云博士从“当代诗的伦理转向”的角度，对边地诗歌的意义进行了阐发，他以云南当代诗歌为例，说明了当代中国的边地诗歌写作包含着从“地方性写作”拓展为更丰富的伦理书写的趋势，这一转向同时具有共同体伦理、他者伦理和自我伦理的维度。周新民教授将“边地”主要视为经济权力的衍生物和文学等级制度的建构产物，同时，许多边地文学作者都有着对“被承认”的焦虑。他认为，在“十七年文学”时期，边地文学的作者们曾经以独特的心理活动描写和科学精神的书写，为“十七年文学”提供了重要补充。房伟博士着重讨论了云南的网络文学创作状况，他认为，即使是在这一类型文学中，边地经验也有着曲折的映射，它们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丰富性。何言宏教授将“边地文学”的书写，理解为“正在到来的中华文艺复兴”的一部分，他将“边地文学”比作一座城市的“外环”，而这一文学书写的意义存在于那些“伟大的个体”身上。作家贺颖从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出发，将少数民族文学和边地文学理解为对异质性的地方经验的叙述，它在当前“主流并不清晰”的文学场域中，或许可以“重新发明文学”并提示更多的可能性。卢桢博士通过对云南当代诗人如于坚、雷平阳、海男和李森的解读，指出“边地诗歌”以其特殊的抒情气质、想象空间，在中国当代诗中独树一帜，并强调其中的生命经验和地理风俗经验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塑造和方法生成提供了重要内容。博士生周鹏则以中国乡土小说的“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为切入点，谈到了新时期边地小说为乡土小说的当代转型提供的新思路和新方法。韩春燕教授认为，尽管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新文学”的发生机制是从中心向边地的辐射，但在今天，已经出现了边地写作对中心地带写作的“反哺”趋势，“中心写作”存在着叙述空间格局狭小、内容日趋琐屑的倾向，变成了“没有外景的室内剧”，而边地文学所具有的视野、空间格局、想象力和神性力量，为当代文学写作提供了有力的修正。

另一些学者则将讨论引向第三个层面，即对“边地文学未来如何健康发展”的思考。陈昌平教授从边地文学被主流文学话语诱导、启发、压抑、干预的某些现象出发，指出边地文学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其精神独立性的确立，“只有各民族的文艺复兴，才能有边地文学的真正健康发展”。罗瑛博士则结合少数民族文学的现状，提出虽然“边地文学”可能是一种建构起来的概念，但作为文学想象的“边地”是真实存在的，而边地文学的发展，需要每个民族积极传承和汲取各自传统中的神话要素和民俗要素。

论坛最后，南京大学张光芒教授对与会学者的发言进行了点评和总结。张光芒教授指出，无论是将边地文学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学创造”和“反思现代性的必要参照”，还是将它理解为一种方法论装置、认知模式和文学权力的建构产物，抑或对其未来发展表示忧虑和希望，都体现出研究者们对边地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位置的肯定；而本次会议表明，我们需要运用多重视角和方法，将“边地文学”当成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与文学形态来理解和推动。

（云南大学中国当代文艺研究所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