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张氏帅府博物馆建馆32周年。适逢西安事变84周年。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对外披露了一批关于张学良的珍贵资料，从多角度，多侧面，立体还原了这位百岁老人、爱国将军的一生。通过这些不为人知的往事，让人们从波澜壮阔的大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张学良。
爱国，张学良一生的总基调
张学良的一生中，爱国，是最重要的标签。特别是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因此被称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
1990年，张学良结束了长达54年幽禁岁月，当年8月，张学良在台湾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NHK）的采访，他回顾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他说了以下几段话，从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反对内战的拳拳爱国之心。
1、“那时我不想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为什么中国人之间要流血呢？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不管对方是谁，我愿意抛弃自己的权力和生命，进行抵制，这就是我的本性”。
2、“我是反对内战的，当时部队内部比较强烈的愿望是回家乡。他们要同日本打，不愿同共产党作战而失掉力量，想保存力量同日本人作战”。
3、“在那之前，我和蒋介石先生有时也发生意见分歧，但还没有像那次那么严重。蒋介石的基本战略是‘先安内后攘外’，我就主张‘先攘外后安内’”。1936年4月9日，张学良秘访延安，同周恩来实现历史性会晤。西安事变发生后，又电邀周恩来等人到西安帮助解决事变善后事宜。
4、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而遭到监禁。对此，张学良回忆说：“当时周恩来是反对的，甚至到机场想把我追回来。我明知道去南京将被逮捕，但还是去了，我是个军人，我做这件事我自己负责。同时我是反对内战的，我对牺牲自己毫不顾虑”。
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在长期的幽禁岁月中，虽然辗转迁徙，但面对外敌入侵，国土沦丧，身为爱国军人的张学良，曾三次请缨抗日，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表达亲赴前线、舍身成仁的诉求，表现出了拳拳赤子之心，浓浓的爱国之意。
第一次请缨抗日。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18日，张学良致函蒋介石，要求蒋给以杀敌的机会。
函云：卢桥冲突，日渐扩大，日本军人之凶焰，肆行无厌，真令人发指！良知钧座鸿谋，早有成竹，万一不幸，中日问题，必须以兵，俯乞钧座赐良杀敌之机，任何职务，任何等级，皆所不辞。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如蒙钧座之允诺，良生当陨首，死当结草。钧座俯临华夏，决不令匹夫一志之不得伸。临书惶悚，不知所云，俯乞鉴宥。
然而表达了他杀敌卫国之决心的信虽送到蒋介石手上，却迟迟没有音讯。
随后，张学良在写给宋美龄的信中将国难期间，愿为国家民族牺牲，不愿“饱食暖衣，山居优游”的心境表达得很明确。
云：“……惟自中日战事爆发以来，家仇国难，时萦于心，恨不能舍命捐躯，以抗强敌，是以前此有请缨雪耻之举。近两月中，每日注意锻炼身心，以备委员长之驱使，期为民族而牺牲，不敢自图安逸，苟全性命于世间。”
信虽送达，但蒋介石借此机会通过宋美龄转告张学良，让他“好好读书”，由此张学良第一次请缨抗战的希望落空。
第二次请缨抗日。在张学良移住湖南沅陵期间，1938年6月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到凤凰山探望，张学良向张治中表达了抗日救国的心愿：“我身为军人，旁观坐视，实在憋不住了。对我来说，这是国难家仇，我怎能忘得了皇姑屯事件？怎能忘得了‘九一八’！我的部属望着我，全国人民望着我！他们哪能不问，张某人到哪里去了？”“只要能出去，做点什么都行！”他将写好的请缨书委托张治中呈送蒋介石，同时另抄一份给自己的看守刘乙光，请刘转交戴笠，请其帮忙。但是他的第二次请缨依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回复。
第三次请缨抗日。1938年11月9日，戴笠到凤凰山探视张学良。戴笠临行前，张学良交给他一封致蒋介石的信。
云：”……学良山居如恒，竭力对于知识及身体尽能修养，惟一念及我同志、同胞们在抗战中各能尽其天职，罪孽深重如学良者反安居后方，每一思及，衷心如焚。学良非有所希及，为良心所驱使，谨为陈述。”
鉴于前两次请战未果，张学良仅委婉地表示同志、同胞们在抗战中“各能尽其天职”，而自己“安居后方”，良心上无法平静，张学良依然想为自己能去抗战前线的诉求做争取，可是这一次的努力也成为徒劳。
上世纪九十年代，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曾谈到这三次请战书，说：“我跟（给）蒋先生写过两三封信，我当营长、团长都愿意，跟日本打。他也没答应”。未能参加抗战，亲上前线杀敌，成为张学良一生的遗憾。
爱民，张学良的一腔柔情
张学良被称为少帅，是一名军人。不过，张学良对内战却十分十分厌恶。其中重要原因，是不忍看到人民受苦。他经常对人讲：看到老百姓因内战被蹂躏失所，饥寒交迫，我内心感到非常难过和内疚，我希望今后不要再打内战，各地区领导者有相异的意见，可以公开诉诸公理解决，不要再让老百姓遭殃了。
青年时期的张学良就不忍百姓疾苦，积极倡导息争。孙中山十分欣赏具有新思想的张学良，赞扬其在军阀混战中首先倡弭兵、息内争、御外侮，并称其为“北方之曙光”。作为军人的张学良，首先有的是恻隐之心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从几件事情上可以看出。
1、拒不出席庆功宴
1926年8月，冯玉祥指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吴佩孚组成的联军鏖战于昌平县南口，双方投入兵力80余万人。奉军经过半月苦战，终于攻下南口，但代价惨重。失败的冯军更是损兵折将，仅在南口车站就被俘两千余人。奉军获此胜利，解除了北顾之忧。吴佩孚以主帅资格论功行赏，张学良被加封为良威将军加陆军上将衔，张宗昌被授为义威上将军。并决定大摆宴席庆功。不料，张学良来电坚辞不受，并拒绝出席庆功宴。他在电文中提出：“此次战役，不过因政见不同，不得已而趋於战。同根相煎，胜亦何足言功？愿兄等移此庆功之款，作为慈善之举。救济战区附近灾民，抚恤两军死伤，则弟等铭感之忱……”
2、不炸黄河大桥
1927年初春，张学良率奉军主力，三渡黄河，攻占了河南重镇郑州。5月，奉军主力被北伐军打败。东路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军，南路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也被北伐军分别在皖北、苏南击败。面对奉军的不利局面，张学良决定撤离郑州。撤离前，张学良要求不炸黄河大桥。在《世纪情怀张学良》这本书中，张学良如此回忆：
我未破坏黄河铁桥，因系中国最大建筑之一，如果破坏，一时不易修复，不忍伤国家元气，非我撤退仓促不及破坏也。我军在郑县仍储存有给养甚多，非我忘记焚毁。频年战争，豫民流离可惨，何必火以灾黎渴望之食粮？我们同系中国人，贵军如不急需，请你们把它散给灾民，这算补一补咱们的罪孽。我有些重伤患官兵，不便移动，请贵官本着人道的观念，加以医救，不胜感激。我们总会有见面的一日，到那时再谢吧……
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了一件小事，这件事可以看出张学良的人性，和骨子里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我看见这样一个情景，我非常难过，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看见一个老人趴在地上，我们把馒头扔给他，馒头扔在地上，他就连土带什么抓着就吃呀。……我当时就自个儿问我自个儿：谁做的孽？我们军人做的孽!
统一，张学良始终的追求
祖国统一，始终是张学良的追求，他无论身居何位，在什么地方，对于祖国的统一，都非常的热衷和拥护。无论是从东北易帜，还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甚至包括西安事变，都可以看到张学良对于统一的渴望，对和平的渴望，张学良是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倡导者和成功推进者。
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子承父业的张学良渴望国家统一，他于7月发出通电，表明主张中国和平统一的立场与决心。经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多次谈判，双方顺利达成协议。而日本对此多方阻挠威胁，他们积极游说张学良，只要张学良答应东北独立，日本会给予最大的帮助。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张学良坚决予以拒绝。1928年12月29日，东三省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并在东北各省同时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东北易帜标志着北洋军阀政府在中国的统治结束、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北伐战争胜利后，1930年5月至10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国民党各派系为争权夺利而爆发了中原大战,兵祸连结长达七个月之久，致使民不聊生。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巧电”，决定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明确表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张学良组织东北边防军通电入关，拥兵助蒋,反蒋各派立即瓦解,使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得以平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使中国避免了再次分裂的局面，是张学良长期以来"息内争,御外侮"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张学良为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和平团结而进行的爱国之举。
耄耋之年的张学良恢复自由后，多次谈到两岸统一问题，两岸统一问题是他晚年的最大希望。在几次接受采访时，他都提及了这一点。
1991年5月11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采访时谈到：“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够和平统一起来，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当年我有权势在手，我就是赞成统一的，我很反对内战的，我非常希望能和平统一，这也是我最大的希望”。他常说：“我始终不变的愿望是维持和平，促进统一。”
1991年6月4日，张学良会见吕正操时曾表示：“我虽然90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我不是为国民党，也不是为共产党，我是一个在野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为中国出力。我真是主张国家统一的，我不希望两岸打起来。”“假使哪天用着我，我愿意尽力。”
1992年，张学良在台北家中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再次表达了愿为祖国统一再尽绵薄之力的心意，他说：“我现在已经老了，在政治上也没什么了，我能帮忙，我很愿意尽我的力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愿意中国统一，年轻时到现在，我这个人过去的事都摆着呢，凡是为国为人民的事情，我都很愿意帮忙”。
重义，张少帅的重要标签
在张氏帅府博物馆里面，有一座关帝庙，这和很多名人故居不同。对于关羽的崇拜，在关东大地上由来已久。仅就沈阳来说，据不完全统计，就曾经有近百座关帝庙。有趣的是，在沈阳故宫清宁宫里，也悬挂着关羽的圣像。对于沈阳历史影响深远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及张氏父子这两对父子的故居里，都可以见到对关帝崇拜的痕迹。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义”崇拜。
在这一点上，作为沈阳帅府后期的主人，张学良的身上也有着非常明显的痕迹。作为当年民国的四公子之一，张少帅曾经纵横神州，好友如云。而这个东北汉子在很多人眼里，“义气”是重要的标签。急公好义，始终伴随着张学良的人生。
1930年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不幸被捕，惨遭杀害，留下了三个年幼的孩子。兄弟三人几经辗转，毛岸龙不慎走失。最终毛岸英、毛岸青被红色牧师董健吾收养。后因机缘与张学良两次会面，董健吾抓住机会向张学良提出带着毛岸英、毛岸青及自己的儿子到苏联读书的请求，张学良爽快答应并鼎力相助。时隔多年，张学良得知自己曾帮助毛泽东的儿子赴苏联求学，甚是欣慰。
1935年11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对陕北红军进行围剿。在此期间，张学良转战各地，深感山河破碎、失地亡家之苦，又几经战败，并受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及东北军爱国将领高福源、李杜的影响，张学良的思想出现巨大转变，开始寻求联共抗日之路。1936年四月九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今延安）举行了秘密会谈，最终张学良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积极的秘密配合红军，并多次向红军施以援手。张学良对红军的物资上的接济包括钱、粮草、药品、弹药、军用地图、卫生器材、无线电设备、布匹等，并且对李克农提出的“经济通商”表示赞同。
1936年夏秋，邓小平随军奔赴西征第一线。艰苦的环境中邓小平不慎感染伤寒，高烧不退。当时由于国民党对山区根据地的严密封锁，物资紧缺到几乎断绝的地步，邓小平由于救治不及时以及营养不良，生命危在旦夕。同甘共苦的战友把小平身染重病的情况报告给正在西安作“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同志。得知小平病重的消息，叶剑英是心急如焚。此时，在西北代蒋督视剿共事宜的张学良正与叶剑英秘密接触，共商抗日大计。商谈中，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向张学良提出借款5万元，另给解决1万套冬装棉衣和药品的问题。张学良听后立即表示：“钱的事，一时凑不齐，我将努力去办。棉衣和药品问题，可以马上落实”。很快，张学良就把这批援助物资运送到位了，其中还包括一些稀缺的药品和罐装炼乳。聂荣臻当即决定，把这些炼乳全部送给小平。病愈后邓小平得知是张学良提供的药品和炼乳救了他的命，内心深处萌生了对张学良的感激之情。虽然当时没有机缘让他亲自对张学良表示谢意，可他却始终铭记着张学良的救命之恩。
义薄云天，是张学良一直奉行的，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本文来源：网易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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