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葵（中科院心理所副研究员，二级心理咨询师）
心理健康研究领域，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问题”取向的研究偏好。以焦虑、抑郁、恐惧为主题的研究要远远多于以希望、信心、爱这样主题的研究。这其实无可厚非，研究者往往就是以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为目标。
这样说，好像有些抽象。如果有人参与过新冠疫情期间心理方面的调查，那么就很有可能发现。你做的大多数题目，可能是这种画风：“请用0到5的数字来评估一下你的压力程度？”、“你今天感到恐慌吗?”、“关于这次新冠肺炎，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这些测查题目，就是主要考察作答者的负性情绪状况。人们在此期间的积极改变往往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确实，在人们的认知中，问题还没有解决，谈希望太奢侈。真的是这样吗？也许不是。了解和学习心理学的一个魅力所在，就在于不停打破一些关于生活的固有思维模式。
希望并不仅仅属于哪些看起来“很有希望”或者应该“很有希望”的人，它可以属于任何人。可能是那个希望做完作业之后还有半小时的时间可以读课外书的小学生，也可能是那个希望孩子不磨蹭早些完成作业，从而自己有点时间来整理一天思绪的家长。
希望还可以出现在任何境遇的人当中。Debra Parker-Oliver博士长期从事临终关怀研究，她认为临终关怀工作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让这些正在走向死亡的路上的人们保持希望。虽然这些人从医学的角度看“没有希望”，死亡已然近在咫尺，但是希望却更加重要。那么。他们的希望究竟是什么？事实上，这些人的希望很具体，有着一个个可以触摸，也可以深切感受到的细节：希望能够多过一个圣诞节，多看一次日出或日落，把自己的遗嘱录完，和某个有特殊意义的人说一声“再见”、“谢谢”或“请原谅”，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人在身边，拉着自己的手……
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这些即将离去的人都有这么多希望，向死而生，那么无论什么境遇中，我们都可能有希望之光照亮。
而且希望本身，就是一味良药，可以自助，可以渡人。不同的人，面临相同的逆境时，主观上的压力程度往往是不同的。能够生出希望的人，在挫折事件中感受到的压力程度更低，在困境中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心理弹性。在面临逆境的时候，更愿意直面问题，典型思考方式是“我能够做点什么来使得情况变得好一些”。因为总是在积极应对，所以不那么容易过度焦虑。在心理咨询过程中，能够生出希望感的人，往往也会恢复得更快。
回到这次新冠疫情。许多人看到疫情的消息，有时会非常难过，会暗暗期待“拐点”的早日到来。这种时候，其实在采取问题取向——想着的是问题和答案。虽然问题和答案真的很重要，它和一个个生命和千万个家庭有直接的关系，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动力，方能远离徘徊和悲观。
让很多人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看着看着就会笑起来的和疫情有关的消息，大概是武汉方舱中的广场舞。还在封城，虽然街道和广场还很萧条，但是认真的舞者们让我们体验到了久违的欢乐。是啊，尽管感染了病毒，尽管明天会怎样还不清楚，但是有什么关系，动起来，舞起来。这就让人看到了积极的力量，看到了希望。
希望本身还能点燃更多的希望。因疫情而感到忧虑的，远远不只是处于疫情中心的武汉人或者湖北人。有时，未必是因自己是否会患病而担忧，而是为了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那些在武汉有亲朋好友的人，会有更多的担忧。但是方舱里的广场舞跳起来的时候，那些为武汉悬得过高的心，也可以稍微放下来。和口头语言比起来，肢体语言不需要翻译，谁都懂。这些认真沉醉的舞者，直接向舱外明白地透漏着这么一个消息。我在这里，不仅没有被问题难倒，还能看到希望，还在乐观认真地生活中。
这种乐观的情绪，对缓解其他患者、一线医护人员以及所有人的焦虑很重要。无论舱内还是舱外，无论武汉、湖北还是其他地方。这大概是承担着封城重压的武汉人，送给所有人的一个大礼。
确实，当处于风暴眼的方舱人能够乐观地接纳一个“坏”结果的时候，我们对坏结果也就不那么担忧害怕了，苦难在，笑颜也在，尽管还带着泪。
人就是这么奇妙的造物，悲沉和重压下，也完全可以滋长出积极的东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最近的调查显示，疫情下有很多人经历了积极的应变过程。 74.0%的作答者更加注意锻炼身体；65.6%的作答者表示自己比以前更加注意个人卫生；有57.7%的作答者从医务人员和志愿者的无私奉献中体会到世界上充满真爱；有53.8%的作答者意识到世事无常，决定以后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
这些，永远都在，也是我们一直都在追寻的希望。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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