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创烧新发现：北齐已烧定窑

（原标题：定窑创烧新发现：北齐已烧定窑）

编者按：定窑研究又有新发现！

近日，古陶瓷研究者耕夫通过对北朝末期我国北方地区社会历史和经济文化及瓷窑业发展的分析梳理，并吸收目前考古界对河南以及河北地区主要窑场考古发掘新成果，结合对曲阳地区定窑遗址的调查所获得实物资料以及相关文献进行研究考证，撰文认为，定窑创烧时间应该在北齐时期。

这一成果的新发现，将目前文物界普遍认为的定窑创烧唐代说（分初唐说中唐说和晚唐说）推向了北朝末期。

定窑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天河北省曲阳县。

本网现全文转载耕夫在定窑团队公众号发表的文章《定窑北齐论》。

定窑北齐论——耕夫

引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更准确的说是在1957年，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来到河北曲阳县实地考察，在涧磁村西北400米处一个叫红土埝的地方采集到青釉瓷片标本30多件，经过复原后的器物中有高足盘和平底碗。冯先生根据这些器物特征并结合墓葬出土瓷器对比推断，其时代应该属于北朝末期到隋这一阶段。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2010至2016年，由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等对涧磁岭西侧区域进行多次考古调查，确认了定窑早期遗物的出土地点，并发现了一处新的定窑早期烧造遗址——隋代晚期枣树地遗址。该遗址位于涧磁村西北80米一处废弃厂房的西北部，共采集到瓷器和窑具残件398件。考古工作者们推测，定窑在隋代存在枣树地与北镇窑区两处烧造地点。

冯先铭先生当年推断出“其时代应该属于北朝末期到隋这一阶段”论断，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终于部分得到了证实——定窑在隋代已有烧造。那么，定窑是否创烧于隋代？冯先生当年提出的论断——“其时代应该属于北朝末期到隋这一阶段”中关于“北朝末年”观点能否也成立？换言之，定窑是否在东魏至北齐已经开始烧造了呢？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北朝末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

北朝末期各国疆域版图。

我们首先从大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考察定窑烧造，了解其时代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制度对陶瓷业发展的影响。

北朝末年，是指东魏(534-550)——北齐(550-577)、西魏(535-557)——北周(577-581)至隋朝建立（581—618年）前这段时间，时间总计47年。

我们知道，北魏孝文帝改革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深远。孝文帝即拓跋宏。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正式亲政后，继承了祖母文明太后对鲜卑化改革，在朝中继续推行鲜卑汉化。他先整顿吏治，立三长制，实行均田制；太和十八年（494年），以“南伐”为名，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规定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迁洛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鲜卑姓为汉姓，自己也改姓“元”。并鼓励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联姻，参照南朝典章支付，改革北魏政治制度，并严厉镇压反对改革的守旧贵族。这一系列改革举措，推动北魏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发展，对北方各民族融合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缓解了民族隔阂，史称“太和改革”。

然而，孝文帝迁都洛阳，却导致了社会矛盾激化，北魏边镇鲜卑军事集团发动反汉化运动的“六镇起义”。因为孝文帝迁都之后，边镇地位衰落。太和中，“州镇参置地区之大镇悉已废除，所存皆较小之镇，其兼带之官常为郡太守，而非州刺史”。镇都大将地位猛降。六镇军士原本由优选的“高门子弟”担任，具有极高的社会声望和荣誉感。但时过境迁，迁都后，六镇军士沦落为下层军官，“一生推迁，不过军主”。而与他们同族的子弟，随同孝文帝迁都后留在京城当中的人，却获得较好的升迁前途。一系列反差在六镇引起强烈不满，成为北魏帝国分裂的导火索。

尽管六镇起义后来被镇压失败了，但导致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起义不断。到北魏后期，贪污之势更是蔓延到整个贵族群体当中，权臣、重臣成为巨贪，不仅相当一部分法官不敢与之对抗，连皇帝也束手无策。于是，北魏政权在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打击下摇摇欲坠，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并分裂为东、西魏。

东魏（534年―550年），从北魏分裂出来而建立的割据政权。建都邺（今河南安阳北郊，河北邯郸临漳西南）。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后，控制了北魏中央政权。530年（永安三年），魏孝庄帝元子攸利用朝见机会杀尔朱荣，荣侄尔朱兆起兵赴洛阳，杀死孝庄帝，立元恭为帝（魏节闵帝）。532年（太昌元年），原尔朱荣部将高欢在河北大族的支持下，消灭潼关以东的尔朱氏势力，杀节闵帝，立元修为帝，即孝武帝。北魏政权落入高欢手中。

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不愿作高欢控制的傀儡皇帝，逃往长安，投靠宇文泰。 十月，经高欢和百僚的详细商议后，决定赶元亶下台，立元善见为皇帝，即魏孝静帝即位于邺城，改元天平，东魏正式建立。由于皇帝年幼，由权臣高欢辅政。535年（永熙四年），宇文泰在长安立元宝炬为西魏文帝。北魏正式分裂为东﹑西魏。

高欢以原六镇流民（北魏军所俘六镇兵民20万被北魏政府分配在瀛、冀、定三州）为主，建立强大武装，自己住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使之成为东魏第二政治中心。高欢为了获得鲜卑贵族的支持，竭力推行鲜卑化政策，为了得到汉族豪强地主的拥护，听任他们贪污聚敛，为非作歹，吏治日趋腐化。

北齐（550年—577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割据政权，由东魏权臣高欢次子高洋所建，建都邺城。高欢死后，长子高澄继专魏政，将篡未篡之时，被家奴刺杀。其弟高洋袭位，废掉东魏的傀儡皇帝孝静帝，于550年（庚午年五月戊午日），即帝位。国号齐，建元天保，建都邺（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镇），史称北齐。

北齐继承了东魏所控制的地盘，占有今黄河下游流域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以及苏北、皖北的广阔地区。同时与其并存的王朝有西魏、北周（后取代西魏）、梁、陈（取代梁，但只占有前者部分领土）等。北齐天保三年（552年）以後，北击库莫奚、东北逐契丹、西北破柔然、西平山胡（属匈奴族）、南取淮南，势力一直延伸到长江边。此时，北齐国力达到鼎盛时期。

到北齐武成帝时期，国力开始大衰。不久，武成帝去世，由后主高纬继立。高纬同其父一样昏庸好色，国政混乱，还诛杀名将斛律光。577年，北齐亡于北周。

经济状况

洛阳及其周边地区是北魏帝国时期的核心区域。其经济发展、文化水平、治安管理等各方面都体现出较高水平。

我们可以从《食货志》中看到当时北魏统治的广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太和八年，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所谓各随其土所出。其司、冀、雍、华、定、相、秦、洛、豫、怀、兖、陕、徐、青、齐、济、南豫、东兖、东徐十九州，贡绵绢及丝；幽、平、并、肆、岐、泾、荆、凉、梁汾、秦、安、营、豳、夏、光、郢、东秦，司州万年、雁门、上谷、灵丘、广宁、平凉郡，怀州邵郡上郡之长平、白水县，青州北海郡之胶东县、平昌郡之东武平昌县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县，泰州河东之蒲坂、汾阴县，东徐州东莞郡之莒、诸、东莞县，雍州冯翊郡之莲芍县、咸阳郡之宁夷县、北地郡之三原云阳铜官宜君县，华华山郡之夏阳县，徐州北济郡之离狐丰县、东海,郡之赣榆襄贲县，皆以麻布充税。”

这段文字中记载，贡绵绢及丝的地区以司州为首，雍、华、定、相、秦、洛、豫是司州周边的州。说明当时定州地区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而到了北齐时期，无论农业、盐铁业、瓷器制造业，北齐统治的地区都相当发达，北齐是同陈、北周鼎立的三个国家中最富庶的国家。

文化特点

北魏帝国的疆域扩张，同时将若干个不同文化形态、不同文化水平的区域囊括在内。以汉人为主的地区，文化发展程度较高。以鲜卑人为主的地区，在汉文化的发展上逊色一些，但鲜卑文化有不断吸收汉文化的趋势，自身水平亦不至于十分落后。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成分更加复杂，文化水平也参差不齐。譬如益州（后改为巴州）的獠人，北魏时期该民族还处在自行进化的阶段，文明层级较低，没有脱离原始部落形态。

纵观这一时期的文化，可以概括为三大形态：

1、 以多元化和相互融合为特征的洛阳文化。 洛阳聚集着大量的鲜卑贵族，孝文帝为了推广汉文化，不惜以彻底清除本民族文化为代价，禁止这些鲜卑贵族延续本民族语言、传统、风俗。但孝文帝推行汉化之后不久，在洛阳仍发现有妇女穿民族服装的情况，说明当时在鲜卑民族身上保留的文化特征并没有完全消失。

2、以齐鲁文化为主导的东部各地。这一区域大致包括光州、青州、齐州、兖州、济州、徐州、冀州、相州、瀛洲、定州。北魏东部是齐鲁故地，民风重农轻商，好儒学，重礼仪、忠义，“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大抵徐、兖同俗，故其余诸郡，皆得齐、鲁之所尚。莫不贱商贾，务稼穑，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焉”。兖州、 济州、定州等郡州“其人尚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矣”。

3、少数民族文化和燕赵文化特征鲜明的北部与西北部。北魏帝国统治的北部地区自五胡十六国时代起，就是北方民族与汉族融合的聚居地，北魏后期该区域内仍有大量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特征中带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质朴、尚武、团结重义气等元素和燕赵文化特征。至孝文帝改革后，东北部各州在长期熏陶中钦慕华风，并且取得一定的汉化成绩，这些地区“人多重农桑，性尤朴直，盖少轻诈”。汾州、恒州、肆州、定州、幽州、燕州、平洲部分地区故自古言勇侠者。《隋书》中记载，幽州、燕州地区“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

关于燕赵文化解读

河北多古称，先秦时期就有“九州”说。《禹贡》称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冀便为古河北之地。春秋时期, 河北分属燕、晋、卫、齐诸国;战国时分属燕、赵、中山及魏、齐等国, 其中以燕、赵势力最盛,故又有“燕赵”之称。我国的区域文化大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河北区域文化在战国后期形成,是时,河北大地活跃着燕国与赵国,故河北地域文化亦称燕赵文化。

从地理环境上看，古燕赵北起燕山山脉，南至黄河，西起太行山脉，东至渤 海，区域广阔，域内平原、山地、丘陵和高原，各种地形地貌俱全。由于古燕赵 大地的地形地貌高低起伏，复杂多样，故而使得祖祖辈辈生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必须长期面对各种险峻的生存环境，更易形成慷慨不平之气和豪迈磊落的胸襟。

燕赵文化性格形成于战国末期。在邦国林立、大师并起的春秋战国时期 ,各国都相继变法图强 ,以期经济发达、政治开明、文化繁荣，实际是寻找自己的优势, 培养自己的文化个性。跻身“战国七雄”的燕和赵, 其业绩亦相当可观。 在赵国， 赵武灵王改革军事,胡服骑射, 开放边地, 巩固国防 ;赵惠文王继续富国强兵政策,攻取齐、魏土地, 赵奢、廉颇等名将守土破秦 ,称雄一时 。在燕国 , 乐毅曾联合秦、韩、赵、魏、楚五国伐齐 ,攻下70余城;燕将秦开大破东胡, 向东北发展, 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等郡, 一时雄踞北方。在变革图强、激烈竞争的过程中, 燕赵地域条件所决定的胡汉交融的潜在基因以及远古祖先遗传的潜意识积淀日益以显性的形式表示出来, 并在现实斗争中得到丰富和补充 。

燕赵文化刚柔相济, 以刚为主的雄浑 ,燕赵人追求进步、不屈不挠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逐渐完善为燕赵文化的深层精神, 即文化性格。荆轲受燕太子丹之托, 提剑入秦刺秦王 ,临别在易水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以示必死的决心 ;刺杀失败, 壮死秦庭。 燕人高渐离隐姓埋名, 以击筑为掩护进入秦庭, 捕杀秦始皇, 亦未中遇害。此外, 樊於期、田光、燕太子丹均为视死如归之士。 燕赵虽被灭,但燕赵儿女的精神却流传千古。唐代韩愈精当地概括为“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志士”。

“慷慨悲歌、好气任侠”，正是是燕赵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品格。侠士最主要的特点是重信义,言必信, 行必果,一诺千金。刚柔相济、以刚为主,重义守信、 以义为重,贵和持中、以和为贵, 开放务实、以实为务。

从时间上看，”慷慨悲歌、好气任侠”这一特征在战国时期形成和成熟，在隋唐时期仍为人所称道，到明清时期遗响不绝如缕，前后持续两千余年，确已形成了悠久而稳定的传统，具有既不同于中原、关陇，又不同于齐鲁、江南的特点。

从道德层面上说，燕赵文化讲究“义、气、勇、刚、直、信、廉、耻” 八德。慷慨悲歌的文化精神，人的生命境界由草莽境界进而达到侠客境界、达到义士境界，终至圣贤境界，这是一个由低向高的精神提升。草莽境界下的“慷慨悲歌”是没有道德内涵和行事原则的境界; 侠客境界下的“慷慨悲歌”是以自我功利角度出发的功利境界; 义士境界下的“慷慨悲歌”是以“义”为核心的道德境界; 圣贤境界则是一种合乎大道、充盈浩然正气的天地境界，这是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生命境界的最高状态。

相对于荆楚文化的浪漫玄思，齐鲁文化的道德礼乐情怀，秦晋文化的激进尚质等地域文化特色，燕赵文化所涵具的理性精神更具有典型意义——质重朴实、经世致用。这是为历代燕赵思想家所肯定和提倡的，并成为努力践行的具有主流地位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关怀。

佛教的传播

北魏经历太武帝灭佛事件后，又经献文帝、孝文帝两朝恢复佛教，至北

魏后期，佛教再度呈现出盛况。按《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至晋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北魏迁都洛阳后，佛教全盛时“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有人将数字精确到城内“一千三百六十七所”。至于洛阳城外，“寺既郭外，不在数限。”根据《曲阳县志·山川古迹考》记载，在曲阳境内的寺院最多时达70余处，北齐时期就修建有慧矩寺、法兴寺、白雀寺等多处寺庙建筑。

北齐时期曲阳地区修建主要寺庙。

佛教信仰在洛阳大行其道，与孝文帝大力引入礼教、改革北魏风俗文化相

合，形成北魏佛教信仰的一个特征，即儒家思想与宗教观念的融合。

在北齐时期，围绕佛教文化发展起来的的曲阳石雕最为有名。

北齐时期，曲阳石雕突破了前期佛像雕刻的传统模式，出现了组雕，背景与佛像的场面组合，使石雕作品场景化，主体物与衬托物以透雕的形式出现，在背光的处理上也追求主体变化，使曲阳石雕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逐渐成为北方佛教造像的中心。

北齐时期佛教造像石雕呈现场景化特征。

北魏后期造像风格在公元530年逐渐发生变化，其最初的表现是衣纹减少，这一变化首先在巩县石窟的北魏造像中出现。到了公元六世纪中叶的北齐时期，则出现了成熟的新风格，即现在人们称为的“北齐风格”。其明显特征是头大圆肥，颈长，肩胸皆圆浑。衣纹少，衣折感渐强。身躯高大如柱，立像常是上粗下细，有笨拙感。这种造像风格在河北响堂山多见。这种“衣纹少，但衣折感渐强”的艺术风格，也体现在绘画作品艺术当中，如北齐时期著名画家曹仲达的“曹衣出水”风格。

北齐时期佛教造像石雕呈现“头大颈长，肩胸圆浑”特征。

北齐时期佛教造像石雕呈现“曹衣出水”艺术风格。

纵观北齐时期佛教造像，其在艺术风格上孕育着一种新的特点，这个新特点就是将北魏以来那种清瘦秀劲和富有韵味的情调一扫而光。到了公元六世纪中叶后即北齐后，佛教雕刻中心移至河北曲阳一带。

社会变迁对比

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直至后期，北朝末期法制建设处在一个活跃阶段。由于当时社会处于紧张变动之中，激发人们寻找各种方式来解决矛盾。与社会的变迁相适应，统治者一方面借助法制不断地充实自身以调整社会关系，一方面尝试新的形式和新的创造。在这一阶段，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北齐的法律继承，北周的法律创造是三种不同特征的法制变迁。

北魏前期的法制在社会变迁中表现为逐步吸收汉文化。东魏西魏对立时，社会情况又发生新的变化。

从政治环境来看，北魏的末代皇帝孝武帝出奔西魏，西魏挟天子，但东魏保存着几乎北魏全部文化的精髓。二者分别获得政治正统和文化正统，同时又在这两方面各自存在不足。

就北齐来说，其法律是建立在较高基础的文化继承上，但北齐统治者与北魏有特殊的联系，高欢和高澄先后参与孝武帝、孝静帝两朝的法律修订，东魏《麟趾格》中多少会体现高氏集团的价值取向和他们所要求的利益。因此，北齐立法多因循旧制，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直接使用以《麟趾格》为代表的北魏法律。这些法律经过局部的整理和修订，应用于当时。政策与法律的连贯性对于北齐政治与社会有益，但同时也未能解决北魏后期的社会矛盾。

重视学校教育的北齐

北齐作为一个新国家，较多地保存了北魏时代残留的几种固有的群体意识：门第观念形成的群体意识，民族观念形成的群体意识，文武对立形成的群体意识，地方豪族形成的群体意识等等，这些都在北齐的政治中有所表现。

北齐重视学校教育，重视礼仪和法制教育。孝文帝时期社会较为稳定，但学校的数量十分有限，至北魏后期乱亡，即使是有学校的地方也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校教育。另外，得到学校教育的人通常步入仕途，成为新的文化精英，与民间依然保持距离。

北齐武成帝注意到此情况，提出“敕仕门之子弟常讲习之”。提倡由法律精英阶层经常向民众解答法律的条文和精神，获得较好的社会效果，“齐人多晓法律，盖由 此也”。应该说，这是对孝文帝改革以后在法制教育和普及法律观念等欠缺之处所做的补充，对于维护当时的社会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二、北朝末期河北地区青瓷发展状况

翻开中国陶瓷发展史和太行山脉地形图，绕太行山东西两侧直南北广大地区，北朝时期各大窑场分布跃然纸上。

太行山脉各窑场分布与北朝末期各国疆域版图。

我们抛开太行山西麓的山西各大窑场不谈，把关注的视角聚焦在太行山东麓，从现在的河南到河北地区，同样分布众多大型窑场。如相州窑、磁州窑（曹村窑、观台窑）、邢窑、井陉窑和定窑等等，窑口众多。

1、河北地区地貌特点

河北地区地貌复杂多样, 细分析却有规律可循。河北西北部有一带高原 ;高原的东南方群众丘叠起 ,它们自东北向西南呈半环状峙立 ;群山的东南部为坦荡的平原。高原、群山众丘、平原自西北向东南成级级下降的形势, 由高而低排列整齐。他们的构造基础分别为:阴山——天山构造带东延部分是高原的构造基础;阴山——天山构造带南部、新华夏系构造第三隆起带和祁吕山字型构造东翼反射弧是山地丘陵的构造基础 ;新华夏系第二沉陷带是河北平原的构造基础。其高原称坝上高原区 ,包括张北高原和围场高原 ,是内蒙古高原的南缘。山地主要有太行山、燕山两大山脉组成, 燕山南侧和太行山东侧多丘陵, 北部低山中有宽阔平坦的洋河盆地和桑干河盆地。河北平原是华北平原的主要组成部分, 有山麓平原和冲积平原 、滨海平原组成。这样的地形地貌对河北境内的气候、水文、生物、土壤等都有一定的影响,自然也影响着这里的人群的生活方式。一般地说 ,北部高原部分海拔、纬度高, 适于游牧或半游牧, 中部山地、丘陵则适合农耕、狩猎及多种经营, 南部的河北平原则适合农耕, 河北大地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共存和交叉准备了条件。

2、太行山东麓陶瓷烧造历史沿革

1977年4月对武安县磁山的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7 、8000年前, 太行山东麓的武安县磁山、南岗、西万年等处已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 而且有了原始的农业和家禽。在磁山村东二华里处，磁山文化遗址的分布面积 达8万平方米 。在已发掘的2500余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就出土生产工具、狩 猎工具和生活用具等文物1937件, 其中陶器就有477件, 并清理出贮藏物品和粮食的窖穴400多个，这些出土文物中以有大量的蓖纹陶、支架、孟陶群和磨盘等为其特点。当然, 那时候的制陶工艺还处于原始阶段。陶器全系手制,火度较低, 造型不甚规整, 纹样较少器类简单等都表明了一定的原始性。但这里也发现了不少经过淘洗，火度较高( 880一930℃) 的泥质红陶( 粗陶) 。

沿太行山东麓自南而北，到曲阳县的钓鱼台，发现了新石器文化中期的仰韶文化遗址。在唐河到大沙河之间的曲阳县钓鱼台附近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陶器，以泥质红陶和灰褐陶为主，也有砂质粗红陶、泥质红陶，多施彩绘，部分表面磨光 灰褐陶质粗，表面有连弧状、细绳纹 。

新石器时代晚期，太行山东麓的陶器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 ，在快轮使用与黑陶造型艺术方面取得了新成就。

在景县北魏至隋代之间的封氏墓群其中，出土有铜器、彩绘陶俑和青瓷器等300多件文物，其中以北齐的青瓷莲花尊最有特色。它的外形花纹和制作都十分精致，瓷胎中含氧化铝和氧化钦较高，说明其原料可能来自太行山东麓煤系地层下部的高铝粘土层高岭石粘土层。

在磁县西北的贾壁村南，同样发现有青瓷窑窑址，曲阳县涧磁一带也有古窑址中。从出土情况看，北朝时尤其到末期，青瓷在造型胎釉纹饰等方面呈现器形较大的特征，以尊瓶罐钵之类居多，胎体厚重，胎色灰白，釉较厚，流动性大，釉面往往有细密的开片釉色青中微黄，多以莲花瓣纹、忍冬纹装饰居多，装饰方法有堆贴、模印、刻划等，并受佛教的影响。

到隋代，青瓷逐渐衰落。1982年在曲阳县沟里公社王家弓村西北角距地表1 5米深处发现隋尉仁弘(死于大业八年即612年)的墓志和两件瓷器.一件是青釉四系罐，另外一件是白釉盘口瓶。这件白釉盘口瓶胎色白中泛灰，瓶身敷白色化妆土，施透明釉，釉色白净光润。可以看出，到隋代，北方地区白瓷已经兴起，突破了传统青瓷的格调，开始开创了陶瓷业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纵观太行山东麓陶瓷业的发展，主要原因是它们都位于太行山东麓各煤田的边部，在煤田中有多层可供烧造瓷器的高岭石粘土矿存在，在古代各古瓷窑所用的原料都只能就地取材而不可能从远道运来。因此瓷窑的盛衰与工艺装饰的特点都与当地的原料种类、质量和供应情况等有密切的关系。

从曲阳地区来看，境域为半山区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貌自西北向东南依次为低山、丘陵、平原，俗有“六山一水三分田”之说；位于华北平原西部，太行山东麓。主要有三种地貌类型组成：一是深切的河谷，即地貌学中的“v”形谷和嶂谷；二是高耸的山地及其顶部的平台，即地貌学中的山地及山地夷平面；三是山地与谷源之间陡峻的山坡，即地貌学中的断崖、陡崖和陡坡。按规模、层次可划分为两类：一类位于太行山地主脊，山高谷深，山坡陡峻，急流瀑布发育，山地顶部均有山地夷平面残留；二类位于太行山东麓丘陵地中，海拔高度不大，山坡比较陡峻。按造景地貌分类，可分为石英砂岩地貌、变质岩地貌、白云岩及灰岩地貌和火山岩地貌。

三、北朝末期河北地区青瓷墓葬出土及主要窑场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处于动荡分裂割据局面。自西晋至北朝统一中国北部时（公元291－439年），北方陶瓷生产处于停顿状态。据考古资料证明，中原和北方地区在魏末晋初的墓葬里，几乎没有发现瓷器。

中国北方地区从北魏后期开始生产瓷器，最早的产品是青瓷。从墓葬出土看，北魏以后墓中瓷器出土的数量逐渐增多，东魏至北齐时期大幅增加，北方青瓷此时达到了高峰。这是青瓷在北方地区发展的缩影。

1、墓葬出土状况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对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发现青瓷莲花尊、盘、碗等一批珍贵的文物。之后，陈万里、冯先铭等先生先后在有关文章中对封氏墓群的发掘资料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可以说对封氏墓群出土器物的探讨，揭开了北方早期青瓷的研究序幕。

1956年，河北吴桥县小马厂村东魏墓出土青釉六系罐1件、青釉四系盘口壶1件，十分精美。

1958年，河北邢台市三义庙村发现了北魏至北齐时期的北朝末期墓葬群，出土器物有青釉盘口四系壶、青釉高足盘、青釉平底盘和青釉实足碗。

1971年，河北平山三汲村北齐崔昂墓出土四系罐、盘口壶、唾盂、碗等14件器物，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美为同期墓葬所罕见。

1974年，河北磁县东陈村发现了东魏赵氏墓，出土瓷器8件，其中，青釉细颈瓶1件，酱褐釉细颈瓶1件、四系罐2件、小瓷壶2件及双耳瓶2件。

1975年，河北磁县东陈村发现北齐尧峻墓，出土器物有青釉高足盘1件、青釉高足三耳壶1件和青釉罐3件。

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对景县北朝高氏墓群进行了发掘，其中高雅墓出土黄釉器2件，高长命墓出土青釉碗5件，高潭墓出土青釉四耳罐7件。

1973年，河北景县一座东魏墓出土黄褐 釉盘口瓶1件。

1975年，河北磁县东槐树村发现了北齐高润墓，出土瓷器17件，其中青黄釉鸡首壶1件，青黄釉覆莲纹盖罐2件，青黄釉罐6件，青釉烛台3件，青釉碗4件。

1976年，河北赞皇县南邢郭村发现了东魏李希宗墓，出土瓷器18件，其中青釉碗16件，青釉带系罐2件。

1977年，河北黄骅县发现北齐常文贵 墓，出土青釉碗5件。

1978年，河北吴桥县发现了四座北朝墓，其中北魏墓一座，出土青釉碗2件；东魏 墓一座，出土青釉碗1件；北齐墓两座，出土青釉碗6件。

1978年9月至1979年6月，磁县文化馆对东魏茹茹公主墓进行了发掘，墓中出土青釉仰覆莲带盖瓷罐1 件。

1987 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对磁县湾漳村北朝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青瓷罐10件。

另据《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载：河间县沙窝村一座东魏墓出土青釉鸡首壶1件。

隋代墓葬在河北地区发现较少，就公开发表的资料来看，仅在唐县、临城、曲阳、饶阳等地有发现，而且出土瓷器数量也较少，器型多是碗、罐、瓶等。

2、相关窑场

相州窑(安阳窑）：

相州窑是北方地区早期的一处重要窑址。

相州窑出土北齐-隋代标本和窑具。

相州窑第一次发掘为1974年2月，在安阳桥南洹河之滨进行基建工程时发现窑址。出土有大量的青瓷，绿釉瓷片，还出土有素烧莲瓣形装饰品，素烧平底碗等。共出土窑具、瓷器、装饰品、明器等残损和完整的器物400余件。还发现有瓷土和釉药等原材料。器物有碗、盘、盆、钵、瓮、四系罐、高足盘、高足杯、刻花瓶、刻花壶、器盖等。有如意云形装饰品。有房屋、碓等明器，还有男侍俑头、武士俑、文吏俑、青瓷骆驼等。出土的窑具有齿形支烧具，三岔形支具、托杯、支棒、垫饼、圈状支具等九种，其中以三岔形支具与圆形垫环数量最多，并发现有与河北磁县贾壁村窑产品相近的瓷器和窑具。

第二次发掘为2006年8月——11月，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对该窑址面临较为严重破坏而采取的抢救性发掘，以期解决中国陶瓷史上白瓷的起源问题。考古发掘地址是在安阳电池厂生产区进行的。共发掘探方7个，面积383平方米。灰坑或窖藏坑39个，灰沟4条，水井1眼。可复原瓷器900余件，以及大量的瓷器标本和部分窑具。瓷器主要器形有碗、罐、瓶、钵、盂、高足盘、高足杯、器盖及瓷塑等。釉色以青釉为主，白釉、褐釉次之。器物的胎壁较厚，胎质较为细腻，胎色灰白，说明瓷泥是经过淘洗的。器里外施釉，器外施釉不到底。青釉呈玻璃质，光泽较强，透过釉层可以窥见胎面。釉厚处色浓，釉薄处色淡。常见的有青中带绿，青中带黄以及青灰、青褐等色。施釉一般薄而均匀，流釉现象不甚显著。因系叠烧，器物里面都留有较大的支烧痕迹。

窑具主要有单个支珠、三岔支钉、托杯、支圈、垫环等。从出土器物看，均为裸烧，没有使用匣钵。也没有发现匣钵残片

1995年安阳县辛店乡灵芝村，发现一处早期青瓷窑址。出土器形有盒、罐、瓶和钵形器等，器壁一般较厚，胎质细腻，胎色灰白。器里满釉，器表半釉，有垂釉现象。釉色青中闪黄、光泽较强，透过釉层可窥见胎面，与相州窑产品相同。窑具有支烧、垫饼和器托，未见匣钵，当系叠烧7。这个窑址资料至今也还未整理发表。

曹村窑：

曹村窑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毗邻邺北城东城垣。2009 年，考古工作者对曹村窑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试掘，发现古代窑炉一座，并出土一批器物残片，包括黑釉器、酱釉器、青釉器及窑具等。根据考古推断，曹村窑烧造年代处于北朝时期，上限可达东魏( 公元534 ～ 公元550)。它的发现填补了漳河流域北方早期青瓷窑址的空白。

曹村窑出土标本及窑具。

这些此物原料应该是品位较高的瓷土，而不是普通黏土。原料含铝量高，胎体的三氧化二铝含量普遍较高，大多数在25%左右，最低也大于20% ，与南方地区的青瓷相比要高很多。在烧制过程中，瓷器胎体会在1050℃左右时生成莫来石相，这可以作为胎体瓷化的标志之一。

其中在曹村窑址中出土的青黄釉标本与范粹墓出土"白瓷"、"白釉绿彩"器物及北齐讲武城墓葬出土同类器物比对,极有可能属同一窑口。范粹墓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出土的青釉、白釉、酱釉、彩釉等品种的十三件瓷器。范粹墓的发掘，说明了早期白瓷是在青瓷的基础上产生的。

曹村窑址出土器物经过科技检测研究，所获得的分析数据充分证明了河北地区早在北朝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生产青瓷所需的制瓷技术，从而为进一步厘清我国北方瓷器发展脉络补充了新的资料。同时，曹村窑曾经使用二次烧成工艺的证据，则有可能为探索唐三彩的起源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

考古专家经过临漳曹村窑与内丘邢窑陶瓷器的胎釉组成对比分析得出结论：曹村窑其中青黄釉器与邢窑早期器物在釉色、造型等方面皆非常相近。为了进一步探讨邢窑与临漳曹村窑的渊源关系,他们采用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法对相关曹村窑和邢窑早期陶瓷器物做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邢窑与曹村窑器物在胎、釉组成配方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暗示两窑址在陶瓷制作工艺方面存在一定的经验交流。

邢窑：

邢窑已白瓷著称。

河北临城隋代邢窑遗址出土标本窑具。

北朝至隋代时期邢窑以生产青瓷为主。邢窑在改善青瓷质量的过程中大体上是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

第一，在邢窑乃至北方部分地区，由于制坯原料较粗，在器物胎体上可以见到黑斑，又因为烧成温度不高，胎体的吸水率较高，气孔吸收釉水，使得釉面呈现薄厚不匀的块状。为此，采用了二次施釉的办法，使得釉面变得均匀光亮。

第二，改善制坯原料的精度。这一方面是通过选择优质的原料，主要是软质粘土，通过特别的配制，进而进行淘洗、充分的提炼、陈腐，从而使胎质均匀细腻，胎色灰白。同时，改良了釉的配方，使釉具有较高的硅铝比，降低釉中的铁含量，制出了呈浅淡的青色并有璃质感的青瓷。

第三，在青瓷胎、釉之间加施一层化妆土。这是邢窑在改善青瓷中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是将质量较好的瓷土经过提炼淘洗加工后，用水调和成泥浆，然后施于器物胎体表面。施用化妆土的目的是为了改普较粗的器物胎体表面。

对土的提炼淘洗加工本身就具有去铁的作用，使化妆土的呈色浅淡；同时，施用化妆土的器物表面变得光洁，使施釉更加匀净，因而施用的结果也改善了釉的呈色效果。

北方地区使用化妆土一开始就与南方地区不同，表现在原料的选择上不似南方只是使用较精细的胎料，目的只是使器物表面变得较平滑，而是专门选用高铝、含铁极少或不含铁的原料，使器物表现变得平滑的同时，还可以明显改善胎色，使较粗的原料可以制出精细的产品。可见北齐时期邢窑就已开始使用化妆土。目前发现的北齐时期的青瓷窑址中，有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的临水窑和内丘邢窑使用了化妆士，化妆土上施透明度较强的淡青黄色釉，因而器表施化妆土的部分釉色略呈黄白色。

邢窑通过以上三种方法都达到了改进青瓷的作用，使邢窑青瓷在较短的时间里质量有了迅速的提高。到了北齐时期，邢窑青瓷制作水平已达到较高的水准。窑址调查的情况表明，尽管这一时期许多窑场中的主要产品仍是较粗劣的青瓷器，但也可以生产部分精细的青瓷。到隋代，邢窑已开始烧造高等级白瓷（透影白瓷），并采取了匣钵工艺。

3、北朝末期河北地区青瓷烧造工艺分析

我们通过对以上相州窑、曹村窑和邢窑三大相关窑口的简要介绍和分析，可以获悉，到北齐时期，河北地区制瓷技术迅速提高，在瓷土淘洗、窑温控制、釉配方改良、施化妆土、二次施釉等方面等达到相当高的技术熟练程度。

具体为：

A、烧造青瓷的窑炉使用的是馒头窑，因其窑室内的构造形状像马蹄，又称马蹄窑。虽然构造简单，但是却已经能够满足瓷器烧造的高温条件（如曹村窑莫来石温度达到1050度）。

B、北朝青瓷需要选料、做坯、施釉和烧成等多个程序可完成。瓷窑大多数选在瓷土优良、燃料充足、水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的浅山丘陵地带。制作过程首先要选择优质的块状瓷石、再进行粉碎、过滤、陈腐等工序，然后方可做坯。做坯成型方法主要是用快轮拉坯，底足部位采用旋削工艺，因技法十分纯熟，故器物造型普遍规整，足端削棱、形成倒角，干净利落。在邢窑中还出现了模制工艺，出现了双模印技法。

C、在施釉方法上，多才有浸釉或荡釉法。圆器内壁满釉、内底积釉现象较为明显，外壁施釉不到底（半釉），有明显的垂釉现象。有的积釉部位釉层明显较厚，色调较深，甚至呈现黑褐色，有强烈的玻璃质感，有开片。

另外，在北齐时期，以曹村窑为代表，开始使用了化妆土，同时因釉中氧化铁含量变化，釉色有了青釉与青黄釉的不同区别。

D、在装烧方法上，比较简单，采取的是明火烧造，没有出现匣钵烧造方法。属于正烧，分叠烧（摞烧）和单体立烧两种。其中瓶、罐等大件器物为明火单体立烧，盘、碗类小件器物则以托珠或三叉支钉为间隔进行摞烧，故器物内底常留有托珠痕或三叉支钉痕。

采用托珠或三叉支钉方法，大大节约了窑位空间，从而增加了产量，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仍不能满足人们对瓷器质量和产量甚至审美的需求。后来尤其到了唐代以后，便普遍出现了使用匣钵装烧法了。

四、北齐定窑

北齐在北朝末期，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力最强盛的国家。与东魏一样，北齐同样定都邺城，因而承接了自北魏以来全部文化的精髓，因此汉化程度较高，崇尚佛教文化、重视礼法教育。

我们通过对以上三大相关窑口的出土器物分析表明，在河北地区，北朝末期制瓷业生产技术迅速提高，在瓷土淘洗、窑温控制、釉配方改良、施化妆土、二次施釉等方面等达到相当高的熟练程度。

根植于相同文化大背景、审美风格、风俗习惯相同，拥有几乎相同地区的胎土原料甚至更优质的胎土原料及燃料和密布河流水源分布条件，再加上周边窑场的竞相发展，这些为曲阳地区定窑创烧提供了充要条件。

我们仅从制瓷所使用胎土原料来看，在曲阳地区存在着丰富的瓷石、高岭土、白坩土及紫金土资源，如在套里和庞家洼一带中石炭系下部的白坩土（高铝粘土），青干土（半软质粘土）和上石炭系煤矸石（高岭石粘土岩）。而长石和石英是烧制陶瓷的重要配料，在泥料中引入量一般为40%至50%，曲阳地区分布长石和石英资源较广，足以满足当地窑场烧瓷需求。

科学检测结果也证实曲阳地区存在重要的制瓷原料，而且具有高铝低铁的特点。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检测泛北方地区制瓷原料化学组成表。

由以上分析可见，北齐时期的曲阳地区，无论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考察，还是从自然条件以及制瓷业技术水平上看，定窑创烧所需要的所有条件均已完全具备。

从馆藏来看：

在定州博物馆已展出多件北齐至隋代时期的器物。

北齐-隋代  青釉凤鸟纹双系扁壶(征集）。

北齐-隋代  青釉唾壶（征集）。

从考古发掘来看：

1、隋代晚期定窑枣树地窑址的新发现

枣树地遗址位于涧磁村西北80米一处废弃厂房的西北部，东侧紧邻马驿沟，与定窑1号窑包隔沟相望，南210米为涧磁村通往灵山镇的188乡道。遗址分布呈西北—东南向的长条形。如图：

枣树地遗址示意图。

定窑枣树地遗址出土隋代晚期残件和窑具。

遗址表采集遗物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白釉、黑釉、酱釉等碗盘类瓷器残片，多胎薄釉润，不上化妆土，以素面为主，部分有刻花、印花装饰，为定窑宋金时期典型遗物。第二类为青釉、白釉、黑釉的碗、钵、高足盘等瓷器残片，所有器物均上化妆土后再施釉，灰胎，胎体较厚，素面；另有三叉形支钉、蘑菇形窑柱残件等。

其中第一类遗物数量相对较多，第二类遗物仅有少量发现。由于第二类遗物数量较少，且未在定窑其他区域出现过，考古工作者对调查发现的第二类遗物全部采集，共计398片/件，其中瓷器390片，窑具8件。从枣树地遗址出土有粘连在一起的白釉碗残片、三叉形支钉、蘑菇形窑柱等瓷器残件与窑具可以确认，遗址的性质为一处生产类窑址而非生活类遗址。

考古调查未采集到有纪年的遗物，且采集到的遗物均不可复原，只能根据典型标本的口腹与底足特征推测遗物的年代。从特征分析，采集遗物的形制特征与隋代瓷器的特征比较相符。同时通过与纪年材料的器形比对，对遗物时代做进一步分析。考古专家们在对采集遗物特征分析及与纪年出土的器物材料比对推测出，枣树地遗址发掘的早期遗物其时代为隋代后期，约7世纪初至隋末。

2、北镇窑区采集大量托珠和标本

北镇窑区发现大量托珠窑具存在。

3、关于窑具托珠与三叉支钉

关于窑具，有专家学者按照陶瓷烧造技术将窑具可以分为四大类：垫烧具、支烧具、匣具和测试具。如图：

结合本文，我们将重点分析垫烧具。在垫烧具中，窑具又细分为五大类：

a、分散单支点垫隔窑具，包括托珠（垫珠）、泥垫、煤渣垫、但堆砂等

b、块面接触的垫隔窑具，包括垫饼、贝壳垫等

c、圈（线）面接触的垫隔窑具，包括垫圈（垫环）、垫棒（垫条）、杯形垫、罐形垫、钵形垫、烛台形垫等

d、固定支点的垫隔窑具，包括齿边垫圈、齿口垫筒、齿边垫饼、三叉支点等

e、粉砂状态的垫隔，包括瓷粉、高岭土、砂粒、糠灰、稻草等。

其中，分散单支点垫隔窑具如托珠（垫珠），其特点是，垫隔的设点不固定，可多可少，随意性大。托珠，是分散单支点垫隔窑具中最常见的，装烧时将其在器物底部或内底，3-8个不等，然后上叠其他坯件，以防止坯件之间发生釉液粘结。

分散单支点垫隔窑具——托珠装烧示意图。

利用托珠可以使一个窑位的坯件叠压至5-10层甚至15层以上，从而扩大了窑炉竖向空间的利用率。但器物过多，高温中耐火度的托珠有可能陷入器物的胎壁，或者耐火度低的托珠，在高温中变软，造成倒塌。再加之手工放置、散装、随意、极为不稳定等因素，导致废品率较高。

所以，托珠不如固定式支点窑具。固定式窑具是事先已经预制好，装坯件时省事省工，支点固定，留痕小有规则，硬度强，成品率高。因此，以三叉支钉为代表的固定式支点窑具应运而生。

关于托珠技法的窑场沿革，其技法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早期运用托珠的窑场主要集中在太湖周围与杭州湾一带，重要遗址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的浙江德清县龙山、火烧山、防风山等窑址。托珠使用原始简单，制作简单、节省原料、置放随意，同时又被很多底面较大的罐、枕等作为装烧时间隔物,所以托珠技法出现以后一直是中档制品或在一些民间窑场中盛用不衰并广泛运用至今的窑具之一。

关于三叉支钉窑具采用，目前从出土及文献资料看，在北方地区的窑口中，河南地区较早见于北魏时期的白河窑。在河北地区，三叉支钉窑具则早见于曹村窑和邢窑。

北魏白河窑三叉支钉窑具及残器。

隋代邢窑窑具三叉支钉、垫圈及匣钵。

隋代邢窑带三叉支钉痕残器。

目前，定窑从出土发掘情况看，到隋代晚期开始出现三叉支钉技法。推断出现原因：—是由于托珠支点比较随意分散、坯件装放比较花费时间，加上与坯件的接触面较大，留下的痕迹明显，并且高成品率难以保障，而三叉支钉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上不足。二是曲阳地区窑工在烧造青瓷的过程中学习、吸收借鉴了当时附近窑场邢窑的三叉支钉技法。

北齐时期北镇窑区定窑残件托珠痕与隋代定窑残件三叉支钉痕区别。

北齐时期北镇窑区定窑残件托珠痕与隋代晚期枣树地窑址定窑残片三叉支钉痕区别。

在北镇窑区大量托珠窑具出现，体现了集中性、大面积使用的性质，尤其在碗盘类器物烧造中广泛使用托珠窑具，说明在这一时期，托珠是定窑在瓷器烧造中所使用的主要窑具。

需要说明的是，定窑垫烧窑具，自北齐至隋代甚至到初唐，大致存在从托珠到三叉支钉这样一条发展演变脉络线，但这条线绝非呈现出在时间上先后的线性规律，由于烧造器物特殊性如烧造枕类等原因后期可能也会出现托珠等垫烧工具，因而会呈现非线性规律。尽管如此，在一个窑场出现大量、集中的托珠垫烧工具，说明托珠是这一时期该窑场主要采用的烧瓷窑具。

4、从隋代墓葬出土瓷器制作水平成熟程度看

隋代白釉盘口瓶（民间收藏）。

这是两件隋代白釉盘口瓶。一件出土于1982年，在曲阳县沟里公社王家弓村西北角距地表1 5米深处发现隋代尉仁弘墓，其中两件瓷器另外一件是青釉四系罐，这件白釉盘口瓶，通高19.5厘米。另一件白釉盘口瓶现在定州市一民间藏家手中，该盘口瓶高度达40多厘米。这两件隋代白釉盘口瓶共同特点是，盘圆颈细腹椭圆底平，胎色白中泛灰， 瓶身敷白色化妆土，施透明釉，釉色白净光润，半釉不到底，有开片。说明，定窑在隋代已开始出现由青瓷向白瓷过渡特征。

这两件隋代的白釉盘口瓶从器型制作、釉质和胎质以及窑温控制等方面看，其制瓷技术成熟程度已经达到极高水平。在当时，制瓷技术水平能达到如此成熟程度，绝非三五年时间能够达到，其技术熟练程度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发展过程，至少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而整个隋代时间很短前后仅仅38年，因此从时间上分析，推断已进入北齐时期。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初步确认，定窑在北齐时期已经开始创烧，地点应该在发现有大量托珠窑具和残片的北镇窑区一带。

定窑创烧于北齐时期这一结论最终确认，还应进一步依据考古工作和科技检测来解决。

5、北镇窑区标本采集地与枣树地窑址地理位置

枣树地窑址与北镇窑区地理位置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北镇窑区紧挨通天河，在河岸西侧的一个高台上，与枣树地遗址直线距离相距2.2公里，从实际所在的海拔高度来看，枣树地高于北镇窑区。

古代窑场生产靠近水源是一个很重要的便利条件，同时河水又是容易泛滥的。如《定州市志》记载，武平六年（575 年）8月定州地区就发生过严重的水灾。为避免河水泛滥对瓷业生产造成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窑场规模的扩大，安全生产变的更加重要，必然会有部分窑工为避水患，选择了另一高处即枣树地一带开始烧造青瓷。这也从自然因素方面解释了，北镇窑区早于枣树地遗址的原因。

5、北齐时期曲阳烧造定窑青瓷特征及用途

北齐时期定窑以烧造各类青瓷为主，胎体厚重，胎质粗糙，胎色青灰，器内满釉，釉层薄而不匀，釉色青绿或黑绿，产品用摞烧法烧制，器内有粗大托珠垫烧痕。

关于北齐定窑青瓷器型，我们可参考北朝末期至隋代北方相关窑口器型：

北朝末期（东魏、北齐）北方相关窑口青瓷类型。

隋代北方相关窑口青瓷类型。

据《定州市志》记载， 武平六年（575 年）8月，“冀、定、赵等州发生水灾。北齐以国家军事财力不足而征收关市、船车、山泽、盐铁、店肆之税，并开酒禁。”

这段文字表明，北齐时期尤其到后期国家财力不足，为增加财力，弥补财力不足问题，北齐开始加大各种税收征收力度，并开酒禁。说明当时定窑烧造青瓷类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作为酒器来使用，或作为盛装具使用或作为饮酒器来使用。同时，就定窑本身而言作为一种手工业，也应纳入税收征收范围。再者，北齐时期定州和曲阳地区人口数量急剧增长，修建寺庙众多，所以此时定窑生产的青瓷，也作为日常生活民用器物来使用，部分器物还作为寺庙禅院供奉来使用。

五、探讨定窑创烧于北齐的意义

关于定窑的创烧年代，目前学术界有初唐说、中唐说、晚唐说三种。后来，经过考古发掘又有新发现，确认定窑在隋代晚期已开始烧造，将定窑烧造历史年代向前推进了一步。

如果我们推测定窑创烧于北齐观点得到确认（需进一步依赖考古发掘和科技检测），那么会将进一步将定窑的烧造历史时间继续往前推，但上限不会到北魏时期。

若证实定窑在北齐已开始创烧，一方面可以印证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50多年前的推断——“其时代应该属于北朝末期”观点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将使定窑的烧造历史、发展脉络、研究体系更加完整、内容更加丰富起来，会进一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定窑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工艺演进和不同时代特征，使我们更加全面系统深刻地了解定窑。

北朝末期至隋代，由于北方青瓷烧造的大环境，以及曲阳区域得天独厚的制瓷条件，丰富充裕的燃料、水和胎土资源，随着以邢窑为主体的北方白瓷陆续创烧出现，奠定了后来在唐宋时期定窑白瓷发展的基础。